田华信
当前，全市各级部门正在严格执行《巴中市“问事、问人，问责”暂行规定》，对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的人和事加大了查处力度。市委高悬效能问责“利剑”，大家更新观念，转变作风，强化服务——“问责风暴”的强劲东风带来了种种新的变化、新的气象，群众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，满意度大大提高。
然而，笔者从“三问风暴”中想到了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件改革开放成果都离不开人的作为。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：“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”。目前，我们干部队伍中，或者说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中，最突出、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浮于事，吃“大锅饭”，混工龄，混年龄，混日行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如果说到某一天，机关干部真正精减了，按岗定人，按职责贡献计酬，让滥竽充数、混饭吃的人无立身之处时，那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才算真正成功。
大家知道，中国有个仇和，他是一个有“争议”的人物，他在宿迁市任主要领导时，由于强硬拆迁，严厉整肃官场作风，以及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，人们往往把他说成是一个“人治”的典型，一些深谙官场之道的人都不看好他的仕途，因为从中国的惯例来看，大多数改革者的下场都不好。然而历史还是给人们开了个大玩笑，仇和不但没有倒，反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连跳三级，从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，再到云南省委常委、昆明市委书记。仇和的被重用，正好反映了我们党的干部评价体系和用人导向的一种新的趋势，那就是要善待有“争议”的改革者。
改革是一个突破旧体制、旧习惯、旧利益格局的过程。这个突破说到底就是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——解放思想。所谓解放思想，就是以新思想、新观点，去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老框框、老习惯，而且往往是大破大立。因此，必须抓住问题的焦点，将新旧思想观念鲜明、尖锐地对立起来，才能有效地实现“破”和“立”。这就需要有一种敢为人先、敢闯敢干的精神，那种“守摊子、混日行”的人哪有这种精神？改革是要冒风险的，一些改革者，由于采取的手段或方式一时让人接受不了，当然会引起一些非议，甚至被扣帽子，打棍子，甚至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。
目前，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还存在许多缺陷，比如它可以默认官员的无所作为，甚至难以觉察官员的假公济私，中饱私囊，但对于那些有所作为，想作为，敢作为的人来说，又十分苛刻。从而在实际工作中，一遇问题，大家都往体制上推，甚至成为自己无所作为、乱作为的借口和“遮羞布”。体制问题、制度问题都客观的存在，但办事情总不能等体制和制度都解决好了才去做。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态度去看待问题，想不想做事，敢不敢做事。仇和说：“腐败我看有三种：第一种是贪污，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，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，甚至不干事，保证不出事，四平八稳，按年龄大小，皱纹多少，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。”他认为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危害更大、更可恶。这种观点到底科学不科学，当然可以争论。但一个干部真要为人民办点好事、实事，办法总是有的。仇和到昆明后，他的一惯作风并没有多大改变，老百姓说，他的所作所为全是为老百姓好，至于对一些官员的严格要求，甚至近乎苛刻，我认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现状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也是有效的。
“仇和现象”的出现，正是人民群众这种理解和支持的结果。通过重用这种有“争议”的改革者，也从一个方面折射出我们党的干部路线的前景和导向，那就是：“宁用敢于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”的有“争议”干部，也不用“宁肯少干事，甚至不干事，千万不出事”的四平八稳的“混混”干部。
改革开放三十年了，我们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，对这些问题和矛盾绝不能“等一等，慢慢来”或绕着问题走，有些事是绕不过去的，因此，必须象仇和那样放开手脚，大胆去试，大胆去闯，这样才会有出路的。
中央对有“争议”的干部能大胆起用，不但表明中央坚定改革的决心，而且意味着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中，要提倡一种“宽容改革者，善待失败者，全面看待有‘争论’者”的社会氛围。（作者系巴州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）
【编辑：李杰】
